普希金与中国的感情联系可谓久矣。1830年即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度过丰收之秋那年1月，俄罗斯派了一个使团到中国来，普希金曾渴望随团访问中国，但因沙皇拒绝了这一请求而未能如愿。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在中国第一次提起普希金的名字。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以《俄国情史》为书名出版的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成为俄国文学作品第一部中译本。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7）中最早对普希金的诗歌予以客观介绍与中肯评价后，李大钊在作于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盛赞普希金这位俄国诗界无冕之王的《自由颂》：“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随着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的不断发展，普希金在中国越来越广为人知，越来越深受欢迎。1937年2月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前夕，上海竖立起普希金纪念碑与青铜雕像；这是中国为外国诗人竖立的第一座纪念碑，中国人民对普希金的尊敬与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普希金作品的中译本可谓多矣：不仅译者辈出，而且佳译纷呈，90年代以来更走向系列化；其间，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作为我国全面而系统地翻译介绍普希金文学遗产的重大收获，作为我国翻译界向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真诚献礼，被评论界视为一项可喜成果而引人注目。冯春独立完成的《普希金文集》这部鸿篇巨译，雄辩地证明：普希金不愧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在这位俄罗斯民族诗人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正是这位俄罗斯艺术之父凭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赋予俄罗斯文学以特有的色调与特有的面貌，正因为他那才华横溢的作品充满对专制暴政的痛恨与对自由解放的憧憬，富有崇高的信念与超越时空的理想力量，确信光明必能战胜黑暗，这位不朽的时代号手气贯长虹而发自肺腑的声音才打动世界所有民族的心弦，引起世世代代读者的共鸣。
普希金思想的震撼力可谓大矣。早在十九世纪初叶，面对到处是皮鞭与镣铐的残酷现实，这位解放运动的代言人就义愤填膺地诅咒不可一世的专制魔王这世界的灾星与自然的耻辱并预言横行霸道的不义权力的必然灭亡，这位歌唱自由的诗人吁请诗神摘去他的桂冠，打破他那柔弱的诗琴，号召沉沦在痛苦中的奴隶鼓起勇气并挺起胸膛，让统治世界的暴君因正义的惩罚而发抖。早在近二百年前，普希金就忍受着期待的煎熬，翘首企盼神圣的自由时代的到来，渴望看见人民不再受欺压，看见奴役被消灭，看见专制制度沦为废墟，并确信沉重的枷锁终将被砸碎，辛劳的汗水决不会白流，坚韧的精神即使在阴暗的矿山底层也会唤起斗士崇高的进取之心，确信俄罗斯必将从沉睡中惊醒，迷人的幸福之星必将升起在文明而自由的祖国的天空中。近两个世纪来，当饱经忧患的历史因形形色色的古拉格群岛的魔影而包含着千百万清白无辜者的血泪，凝聚着不知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蕴藏着无数骇人听闻而令人欲哭无泪的惨祸，当历尽艰辛的人类因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牢笼与柏林墙在漫漫长夜中为等待黎明而望眼欲穿，在茫茫苦海中为企盼解救而度日如年，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吟诵普希金那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诗句，从中汲取斗争的勇气与前进的力量。人们到处传颂着普希金这个诗魂，因为他用诗琴唤醒善良的心，因为他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为备受折磨的自由引吭高歌，为苦难深重的人民祈求同情。
普希金艺术的感染力可谓强矣。从天真烂漫的锦瑟年华直到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一代又一代追求真善美的读者的灵魂深处总是不绝如缕地回响着普希金意境优美而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句。那美妙绝伦的一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怀：凯恩那绰约多姿而令人陶醉的天仙般的形象总是翩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宛如转瞬即逝的梦幻，使人们枯萎的心忽然苏醒，使人们因狂喜而激动不已的心里顿时又有了灵感，又有了眼泪，又有了生命，又有了爱情。纵然被生活欺骗了，人们也不再悲伤，因为心永远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因为普希金让人们相信：快乐的日子总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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